数字时代的舆论陷阱:Facebook丑闻与网络民主神话的迷思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9-09-05 07:19:19


在关于删除账号的声明中,Facebook表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服务被用于操纵人们。”然而,在此前的剑桥分析丑闻中,它被指控泄露用户个人信息,被用于操纵多次选举的结果,包括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动摇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根基。



撰文 | 钱婧


8月19日,Facebook网络安全政策主管纳撒尼尔·格莱谢尔(Nathaniel Gleicher)发表声明,宣布删除了7个主页、3个群组和5个账户,原因是它们使用欺骗性策略,包括使用虚假账户等。声明强调,删除的原因是其行为,而不是内容,“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服务被用于操纵人们”;与此同时,声明还表示,这种对技术的滥用,是一项“持续的挑战”,Facebook会不断努力地打击这种行为。

 

讽刺的是,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中,Facebook被指控将用户的个人信息泄露给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并允许后者通过Facebook精准投放政治广告,操纵了多国的选举结果,包括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因此,Facebook被判处创纪录的50亿美元罚款,这一丑闻甚至被认为动摇了西方民主的根基。


01

泄露用户个人信息


前剑桥分析承包商克里斯托弗·怀利(Christopher Wylie)表示,该公司从美国选民的五千万个Facebook主页中读取数据。“我们利用Facebook收集了数百万人的个人资料,并建立模型,利用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来攻击他们内心的恶魔。这是整个公司建立的基础。”


2018年5月,怀利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他是剑桥分析丑闻最早的爆料人


最初的数据来源,来自于剑桥大学心理学系的学者亚历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博士。他建立了一个名为“这是你的数字生活”(Thisisyourdigitallife)的应用程序。该应用程序通过他的公司全球科学研究(Global Science Research),要求成千上万的用户进行性格测试,用户还允许该应用从账户的个人资料中访问数据。

 

这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每组用户的两组数据:一组显示他们对个性测验的答案,另一组显示他们在Facebook的“点赞”和行为。匹配这两部分信息,可以让营销或政治广告商更有效地定位用户。

 

Facebook指责剑桥分析违反其服务条款。在2015年之前,Facebook允许应用开发者,不仅收集使用这些应用的账户数据,还收集那些账户的朋友的数据(此后规则已经收紧)。因此,科根博士和全球科学研究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他们的数据库,并没有违反规则。但是,科根博士向剑桥分析分享了自己所收集的5000万用户数据。Facebook表示,与第三方共享数据违反了其服务条款。

 

Facebook发表声明,称其“在2015年了解到这一违规行为”,随后“从Facebook移除了该应用程序,并要求科根和他提供数据的相关各方,提供信息已被摧毁的证明。剑桥分析、科根和怀利都要向我们证明,他们销毁了这些数据。”但Facebook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受到了质疑。彭博社报道称,Facebook关于剑桥分析公司和科根博士的声明,“给人的印象是Facebook已经调查过此事”。“据知情人士透露,事实上,该公司的决定源于第二天即将发布的新闻报道中的信息,并没有独立核实这些报道。”

 

4月,扎克伯格介绍脸书新的隐私功能



然而,Facebook本身未能保护用户的个人隐私,违反了英国和美国的多条法律。由于严重违反《数据保护法》,Facebook被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罚款50万英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Facebook罚款50亿美元,并要求建立独立的隐私监督委员会——这是FTC开出过的最高罚单,尽管这一金额还不到Facebook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02

操纵多国选举结果


剑桥分析公司是“微观行为目标锁定”(behavioural microtargeting)的先驱,它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非党派组织”,其“客户网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大小商业实体,而且客户跨越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剑桥分析利用Facebook用户的个人信息,定位“可以说服”的选民,并根据他们的特点,精准投放政治广告,影响这些摇摆选民的立场,多次操纵选举的结果。

 

剑桥分析用这种手段协助了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Alexander Nix)告诉卧底记者:“我们完成了所有的研究、所有的数据、所有的分析、所有的攻击,我们运行了所有线上宣传、电视宣传和我们的数据,为所有战略提供信息。”



2018年6月6日,尼克斯到达英国下议院特别委员会



剑桥分析与白宫还有更密切的联系:特朗普竞选活动的负责人、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直到2016年都是该公司的副总裁;向剑桥分析投资数百万美元的亿万富翁罗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在2016年为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注入了大量资金;母公司战略通信实验室(SCL集团)表示,曾与唐纳德·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签署了一项关于2016年总统大选前一周咨询工作的协议,尽管它表示从未实际聘请过弗林。

 

剑桥分析也影响了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它为主要的脱欧运动团体“离开欧盟”(Leave.EU)工作,该公司前业务发展总监布列塔尼·凯撒(Brittany Kaiser)向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特别委员会提供了电子邮件作为证据。在给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Damian Collins)的信中,凯撒表示,剑桥分析“为英国独立党和‘离开欧盟’完成了收费的工作,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由剑桥分析处理的这些数据集和分析的数据......后来在没有剑桥分析进一步帮助的情况下,被‘离开欧盟’运动使用。”

 

邮件显示,剑桥分析首席运营官朱利安·惠特兰(Julian Wheatland)询问“离开欧盟”创始人阿龙·班克斯(Arron Banks)的得力助手安迪·威格莫尔(Andy Wigmore)和英国独立党时任最高负责人马修·理查森(Matthew Richardson),是否可以分享对英国独立党会员数据的分析结果,得到了否定的答复。他还告诉剑桥分析的工作人员,三家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会正式化,并已经得到威格莫尔的确认。

 


凯撒和惠特兰在Netflix纪录片《隐私大盗》(TheGreat Hack)中出镜


剑桥分析时任政治部门负责人马克·特恩布尔(Mark Turnbull)和尼克斯告诉卧底记者,剑桥分析公司和SCL集团已在全球200多场选举中工作过,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捷克共和国、印度和阿根廷。该公司曾全程参与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在2013年和2017年的竞选活动,还即将涉足墨西哥。

 

除了线上广告,尼克斯还告诉卧底记者,为了挖掘客户竞争对手的材料,他们可以“将一些女孩送到候选人家”,或者“我们会向候选人提供大量资金,资助他的竞选活动以换取土地,我们会记录整个事情,抹去我们的人,并发布在互联网上”。由于向公职人员行贿,剑桥分析涉嫌违反英国《反贿赂法》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华盛顿特区的竞选法律中心,还指控剑桥分析违反《选举法》,其主管布兰登·菲舍尔(Brendan Fischer)怀疑,剑桥分析充当了在外部团体和特朗普竞选活动之间共享信息的渠道,而这在美国是非法的。

 

2018年5月2日,剑桥分析公司宣布“立即停止所有营运”,并在英国和美国申请破产。



03


数字民主受到质疑


这一丑闻引发了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担忧。Facebook前安全主管、现斯坦福互联网观测站主任亚历克斯·斯塔莫斯(Alex Stamos)呼吁对政治广告采取限制措施,他强调:“无论有没有外国干涉,我们的民主正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两边的亿万富翁都在投资大数据业务,试图通过在线广告操纵全国的个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罗恩·怀登(Ron Wyden)告诉CNN:“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Facebook和谷歌应该自愿暂停精准投放政治和话题广告。”他尤其担心,这可能被用来阻止少数群体投票。

 

这种技术威胁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正如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完善的民主制度有两大要件:一是“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二是“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而剑桥分析和脸书使用的技术,显然同时破坏了这两者。

 

在接受质询时,凯撒表示,英国政府将剑桥分析的技术归类为“武器级”,因为它可以被应用于心理战之中。政府和企业可能利用这种技术监控甚至操纵民众,这不由得让人担忧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

[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版

 

这种技术威胁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正如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完善的民主制度有两大要件:一是“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二是“大部分公民应该拥有一定程度的共同经验”。而剑桥分析和脸书使用的技术,显然同时破坏了这两者。

 

在接受质询时,凯撒表示,英国政府将剑桥分析的技术归类为“武器级”,因为它可以被应用于心理战之中。政府和企业可能利用这种技术监控甚至操纵民众,这不由得让人担忧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人们通常认为互联网有利于民主政治,赋予了普通公民在公共话语中更大的声音。然而事实可能未必如此,互联网民主的神话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哈贝马斯评论到,传统媒体作为公共领域,对知识分子至关重要,而互联网的分裂效应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作用,特别是对年轻一代而言。甚至在新媒体的离心和原子趋势生效之前,公众关注的商业化已经引发了公共领域的解体。

 

哈贝马斯认为,新的通信手段具有更加阴险的商业化模式,其中的目标不是消费者的注意力,而是对用户私人资料的经济利用。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抢夺客户的个人数据,以便更有效地操纵他们,有时甚至是出于不正当的政治目的——Facebook和剑桥分析的这一丑闻就是一例。

 

马修·辛德曼(Matthew Hindman)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互联网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确实存在缺陷。在《数字民主的迷思》一书中,他认为超级链接是互联网的基础结构。根据指向某个网站的链接数量,可以估算出它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以及它最终获取的访客数量。这种结构导致网上政治内容的可见度遵循“赢家通吃”模式。用户通常只搜索已知信息源,而互联网作为规模经济产生企业垄断的趋势,因此网络的集聚程度不低于传统媒体,大量流量集中于一小部分网站。


《数字民主的迷思》,[美]马修·辛德曼著,唐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


马修·辛德曼还证明,在网络政治中,存在着这么一种代表性问题:自由派有过高的代表权,而且在年龄、种族和教育方面仍然存在数字鸿沟,尤其是在有效使用网络所需要的技能方面。同时,存在着多样性问题,支撑多元主义模式的中端媒体损失了最多的流量,只有与精英媒体相契合的观点和声音才会被重复和放大。他强调,在政治表达中,“留心表达与被听见之间的差异”,指出有效利用互联网的正是精英们,网络政治空间事实上已经是一种贵族统治。

 

美国民主没能提供超越种族和阶层的代表性,未能弥合政策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差距。这是长期以来对多元主义的关键性批评,而互联网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资料:

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9/08/removing-cib-china/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9/jul/24/facebook-to-pay-5bn-fine-as-regulator-files-cambridge-analytica-complaint

https://www.channel4.com/news/factcheck/cambridge-analytica-the-allegations-so-far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9/jul/30/cambridge-analytica-did-work-for-leave-eu-emails-con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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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钱婧

编辑 | 王露桦

校对 | 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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