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20年,这部国产片差点没过审,上映后改变了历史

虎嗅网2019-07-12 06:50:18


题图来自东方IC


历史上作为转折点的小城的名字有很多,比如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今天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台儿庄。


美国《生活》杂志,1938年5月23日



1986年大年初六,满载着《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拍摄器材和物资的九辆汽车,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


导演杨光远先行一步,在85年底就赶赴徐州、枣庄和台儿庄实地采景。在当年的战斗发生地,《血战台儿庄》结尾那幅震撼人心的“血肉长城”画面被确定下来。


为了拍出这个场面,济南部队派了七八百个战士来演尸体。拍摄当天相当辛苦,有的士兵需要头朝下倒挂在城墙檐下一整天时间。泡在“血水”里一动不动的战士也有很多。


战士们的坚强让摄制组动容,很多人都入了戏,哭得拍不下去。杨光远只能不停地用喇叭喊:“摄制组的同志们不要哭!”


拍摄结束后,部队首长打电话“抗议”:“杨导演,您把我们的战士们都累坏了,有的人鼻子都悬出了血。”


《血战台儿庄》拍摄现场


这场戏的灵感来自《新华日报》记者陆诒1938年4月7日的前线报道。


“下午一点半,踏进台儿庄西门,眼前是一幅断墙残垣的焦土景象!全城再也找不出完整的房屋……在寨子内,还有不少忠勇的我军的尸首,有的虽然全身焦黑了,但仍屹立在墙角旁,左手持着手榴弹,右手持着步枪,作奋勇搏击状,在殉国的一刹那,依然保持‘死而不已’的战斗姿态……”


当天,《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也从西门进入台儿庄,在一间存放战利品的屋子里,他翻开一个日本兵的日记本,上面写了一首打油诗:“四小时下天津,六小时占济南,小小台儿庄,竟如此困难!”


这是一场改变国运的大战,后来催生出《血战台儿庄》这部推动历史的电影。



《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句话:“仗打成这样,中国军人都该死。”抗战初期,中国前景一片黯淡,自南京失陷以来,历经平津、忻口、淞沪几大战役,中国损兵百万,失地千里。


日军挟连胜之势不断推进,意图拿下津浦线攻占徐州。台儿庄是攻取徐州的门户,1938年3月,日军最精锐的板垣第5师团和矶谷第10师团,兵分两路对临沂、滕县发起进攻,一旦得手,两股日军将迅速合流直取台儿庄。


指挥台儿庄会战的,是47岁的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当时,没人看好第五战区能打好这一仗,因为李宗仁手上几乎都是人员不整、装备落后的杂牌军。


李宗仁于津浦线台儿庄站


但是,这次大战前,从将军到士兵想的不再是怎么撤退,而是如何取得一场胜利。在连年军阀混战中消耗内斗的各地军队,都想和日军搏命一次,洗去身上的污名。


李宗仁清楚,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中国军人都是哀兵,要想活命只能团结奋起,和敌人拼命了。


临沂保卫战中,曾在中原大战兵戎相见的张自忠和庞炳勋冰释前嫌,带领59军和第三军团合力杀敌,以伤亡近万人的代价,把板垣师团击溃数十里,使其无法和矶谷师团汇合。


滕县保卫战中,川军122师少将师长王铭章,在城破之时亲自上阵指挥,身中数弹壮烈殉国。其余将士在失去师长的悲痛下,仍然顽强抵抗,全排、全连、全营乃至全团地战死。


《血战台儿庄》中,有一场四五个战士抬着担架往前走的画面。


“站住,抬的什么人?”


“报告长官,这是我们营长。”


“你们营还剩多少人?”


“全营都在这儿了。”


受伤的士兵重返战场


这场保卫战川军几乎战斗到了最后一个人,把日军拖延在滕县3天之久,为台儿庄的布防争取到了生死攸关的时间。


没有临沂和滕县荡气回肠的保卫战,就没有台儿庄的大捷。


计划受挫的日军,把全部凶狠都发泄到了台儿庄的战斗中。飞机、重炮、坦克轮番上阵,催泪弹、毒瓦斯、燃烧瓶无所不用其极,誓要把台儿庄变成一片焦土。


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候,台儿庄四分之三都被日军占据,他们每天都企图用广播动摇中国守军的信心。


但是,正面防守的第2集团军31师官兵仍然相信自己能赢。31师91旅旅长王冠五在最危迫的时候,对长官报告的最后一句是“不要紧!”,对下面官兵的最后一句则是“没关系!”。


日军打进庄内之后,双方往往只有一墙之隔,互相只能凿洞放枪。遇到日军从墙洞捅过来的刺刀,有的战士直接用双手握住,任凭鲜血淋漓也不松手。


台儿庄巷战


无墙不饮弹,无土不沃血。


日军在战斗纪录中写道:


敌决死奋战,据壕死守,尸体垒垒,令人感叹。透过传译劝告投降,无一人接受。由此可见所谓尸山血海坚守至最后一兵一卒,并非日军所独有之事。


《血战台儿庄》里,有一幕让人难以忘怀。守卫台儿庄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给官兵开动员会,将李宗仁特批的10万大洋发给大家,没想到众人都把大洋撒在地上。


《血战台儿庄》截图


有个军官向他报告:“长官,眼下咱命都不要了,还要大洋干什么。留着这点钱,等抗战胜利后,别忘了,给咱立块碑就行。”


实际战斗中,李宗仁确实悬赏了十万大洋。


在台儿庄岌岌可危的时候,李宗仁命令,只要是还能拿枪的,不管是担架兵还是炊事兵,全部与前线士兵集合,组织敢死队。


于是,前线各部队纷纷组织敢死队。31师一五八团三营七连连长王范堂回忆,当他接到组织敢死队的命令时,唯一能管够的就是大洋和子弹,因为人都打光了,预备队也没了。


王范堂向自己的班排长提出组织敢死队、夜袭敌阵时,无一退缩,也没人提到大洋。


当天夜里,由王范堂组织的57人敢死队手握大刀,身绑手榴弹杀向日军,夺回了事关对外联络的阵地。


活着回来的只有13人。其中1人在返回途中自杀,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完成任务。


王范堂


1987年,听闻《血战台儿庄》开拍的消息,79岁的王范堂激动得痛哭失声。但是,他最终没能等到电影上映,在这年的5月驾鹤西去。



1965年7月,流亡美国16年的李宗仁回到大陆。在人民大会堂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对电影界的人士说:“李先生有两件事能拍电影,一是台儿庄大捷,二是今天落叶归根。”


二十年后,拍电影的事终于提上日程。


1985年夏天,在军事博物馆举行的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展览上,导演杨光远看到了蒋介石庐山讲话的大幅照片。照片下面有讲话的原文: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庐山讲话


当时,广西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陈敦德找上来,说他在杂志上看到一个剧本,是两个年轻人写的,叫《血战台儿庄》。两人都觉得,台儿庄大捷可以拍了。


55岁的杨光远认为中国到了拍史诗大片的时候,黑泽明的《乱》、沙夫纳的《巴顿将军》、阿滕伯勒的《甘地传》让他很羡慕。“八十年代的导演没拍过巨片,简直等于没当过导演”。


在原始的剧本里,主要人物是爱国将领张自忠,后来陈敦德建议,如果要拍出宏大的历史感,主要人物应该改成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并且采用纪实风格。


要拍《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在电影界炸了锅,有人说:“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


还有人说:“解放军的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的。”


最后,有人点出了要害问题:“拍这样的巨片不仅经济压力大,政治上能通过吗?”


1985年11月,《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在京西宾馆召开。参会的人物都很重头,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还有台儿庄战役的亲历者、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郑洞国,以及中宣部、文化部和军队的专家。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没人提不能拍的事。最后,曾经给李宗仁和白崇禧都当过秘书的程思远老先生作了总结:


“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银幕上国民党官兵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银幕后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有了官方层面的支持,《血战台儿庄》拿到了240万的“天价”制作费。1986年3月25日,电影在位于京杭大运河中心的古镇台儿庄开拍。


拍摄现场,化妆师掀开一个群众演员的帽子。“这个不行,头发太长,必须剪短。”被说的小伙子摸了摸自己的头发,又看了看身边的“军人”和“伤兵”,义无反顾地说:“只要战斗需要,剔成光头也行!”


拍摄现场


现场浓烟滚滚,枪炮声、军号声、冲杀声、战马嘶鸣声此起彼伏,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八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战场。



1986年10月22日,杨光远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了《血战台儿庄》的审片会。因为担心通不过审查,他特意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里面有对台儿庄的正面评价:


“每个月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审查过程意外地顺利,中央的领导同志还对杨光远表示了感谢。但是转过年来的1月份,广西电影制片厂就接到了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的通知。


原来,在看过样片后,宣传部门和统战部门的意见不一致。有人说,宣传国民党抗战可以,但不能太过,这个片子就过了,所以不做“大手术”不能公映。


这时候,有关部门又开了一场审片会,程思远也应邀参加。在这个决定《血战台儿庄》命运的会上,有人问程思远:“您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这个电影到底符不符合历史真实?”


程老在回答提问之前,又耐心地把台儿庄之战的历史讲了一遍,然后说:“我认为这部电影拍得成功,十分真实、感人。我还相信,它不仅会受到国内观众的欢迎,还可能在海外打响。”


一个月后,广西厂收到关于影片发行的最后指示:


第一,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1987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第二,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主席语录。可以不加。第三,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蔣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决定。


1987年,《血战台儿庄》上映,成为当年上座率最高的电影。


《血战台儿庄》截图


在桂林的首映仪式上,一位烈士的后代突然跑到台上,一边呜咽一边讲话。原来他的父亲何信抗战时是中央空军的中队长,早年在日本学习。台儿庄之战,何信率队打下了六架敌机,最后在中弹负伤的情况下,又与一架敌机同归于尽。


开那架敌机的正是他在日本学习时的教官。


1987年6月11日,《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上映,取得了年度第三的票房成绩。剧中王铭章将军的扮演者翟俊杰赴港宣传,在一次放映完毕后,两个姑娘搀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过来,姑娘对他说这是王铭章将军的夫人,老人家突然抱着翟俊杰哭了起来。


王铭章灵柩经过武汉,民众送行


关于王铭章殉国,电影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报告师长,城南、城东、城北三面阵地已被日军占领。”


“赵参谋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赵参谋长和740团王团长死战不退,已和阵地上的官兵们一起战死殉国了!”


“我方援军现在在什么地方?”


“联系不上,没有一点消息。”


“既然如此,你马上替我发个电报。”


“是。”


“十万火急。徐州李长官,并转蒋委员长,目前,日军已攻破藤县城防,我方援军至今杳无音讯,职部王铭章及全师官兵决心以死报效国家,以遂成仁之志。谨此急电。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三时。”



台儿庄之战和电影都超越了它们本身的意义。


会战结束后,日本军部拒绝承认战败,他们认为这只是一次战略撤退。也有日本史学家认为,台儿庄战役不过是把徐州的陷落时间推迟了两个月而已。


当时担任驻华武官的美国上校史迪威不这么看。他本来对中国的抗战抱有悲观的态度,但是经过台儿庄一战,这位日后的四星上将改变了看法。


“中国可能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称台儿庄之战是“日本自建立陆军以来第一次显要的战败”。


《血战台儿庄》截图


对于当时的中国军民来说,这场大捷在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远超军事,它告诉世界,也告诉我们自己,侵略者是可以被打败的。


电影上映后,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


台湾“中央社”驻香港负责人在看完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蒋经国很惊讶,让对方“搞一个拷贝来看看”。看完之后,他沉思良久。


“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几个月后,台湾同意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大门就此打开。


国民党老兵回乡探亲


现在,大运河旁的台儿庄古城已经是著名的旅游文化景点,每年都有不少台湾游客前来参观。


2011年,台儿庄重建的施工现场,两具头戴钢盔的战士遗体被工人发现。根据姿态推断,这两位烈士是在冲锋的路上,被炮火掩埋。


如果今日重拍这场战争,该是何等悲壮的一幅画面。



《血战台儿庄》之所以引起轰动,推动历史前进,就在于它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那场战役,还原了抗战中的将领和士兵。


当然,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这遗憾也包含技术的原因。导演杨光远就曾对片中的音响效果感到可惜,因为有几处脚步声像是从舞台上响起来的。


这真的是当时的技术原因。


但这些瑕疵并没有掩盖《血战台儿庄》的光芒。除了还原历史,它还向两岸三地的观众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正走在开放的路上,中国电影也在向前探索。


探索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最近,又有一部反映抗战的电影因“技术原因”缺席上海电影节,以至于有人说它可能无法公映。


我不相信会这样。三十二年前,我们用赤诚之心打开了紧闭的大门,又有什么理由在今日畏惧不前呢?


三十几年前我们就能做到的事,今天也一定能做到。


而没能做到的,更不应该再成为今天的遗憾。


部分参考资料:

当代电影,《血战台儿庄》艺术对话录

红岩春秋,《战地记者陆诒烽火中采访台儿庄》

党史文苑,《战地记者范长江见证台儿庄大战》

海内与海外,《程思远先生与》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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