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贵州人在东北

水木丁2019-07-12 06:13:51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与众不同的,也曾经为了追求这个花过不少心思。长大后才知道其实自己是天生的与众不同,只不过当时年龄太小了,很多事情着实的不懂,另外这也不是当年的我所追求的那种酷到闪光的与众不同。所以对此毫无察觉。

 

造成这种与众不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爸我妈,他们两个人在49年后分别从贵州老家跟着部队来到了东北,经人介绍相识,组成家庭,生了三个小孩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在东北生活了一辈子。

 

我父母都不会说地道的东北话,我妈的普通话还标准一点,我爸那个乡音就比较重了,一口的贵普。后来他脑出血半身不遂,语言功能完全退行成了家乡话,表达又不是很利落,有客人到我家来和他说话,经常需要我在旁边做翻译。因此我小的时候普通话可能也有点乱七八糟的,总把“暖气”说成“nan气”,有次我家中午吃了茄子,我跟别人说我家中午吃“瘸子”,我妈听到了,回家纠正我,说瘸子是人,不能吃。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缘故,记忆中,他们在家里很多时间彼此也说普通话,和子女则几乎都是说普通话,因此我从小听得懂贵州话,但不会说贵州话。但同时我的东北话也不纯正,从小出门和人打交道,就经常在街上被人问我是哪里人。在得知我是本地人之后,好多人都将信将疑,说听你说话可不像。


 小时候常去玩的湖,小时候划过的船


不仅说话不像,外表也不像。我父母那一代的西南人民个子都不高,我父母以及和他们要好的一帮贵州老乡,男男女女,更是一马平川的小矮个。当年在东北的贵州人并不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年部队经过贵州时像我父母一样跟着跑出来的,其中有一个杨阿姨和我妈妈最要好,当时我妈偷偷的跑出去报名参军,她也跟着去了,她是那条街上某个人家的童养媳,天天挨婆婆打,本来体弱多病,部队是不要她的,后来看她太可怜,担心她会被打死,才带上了她。

 

杨阿姨后来也嫁给了在东北的贵州老乡,是我爸爸的同事,和我们家住一个大院好多年。每次来找我妈,就把我家门铃按得震天长响,你连滚带爬的赶紧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瘦小干枯的老太太,头发整齐利落的盘在脑后,面容愁苦,两只眼睛又大又亮的看着你。


 

在东北的贵州人,有他们自己的圈子,和现在离乡的游子一样,逢年过节就会聚在一起。只不过这些人都离开家太早,像我妈妈和杨阿姨都是十三四岁就离开的,之后又一直在部队生活,因此贵州的家乡菜其实也不大做得来。

 

但尽管是这样,还是努力的还原着他们儿时的口味,那时候每逢有人从云贵地区过来,或者谁家里寄了酿米酒的酒曲过来,都会给每一家都送到,各家都珍惜的保管好。到了春节前几天才拿出来酿米酒。

 

我小时候的春节记忆,父母都是在打粑粑,而不是包饺子。糯米蒸好后,我妈会舀几勺在一个小碗里,撒上一点白糖拌一下给我吃。我带着花围嘴儿,双手捧着碗,嘴里又糯又甜,就知道又要过春节了。

 

然而搜肠刮肚的想做出家乡的味道,也止步于此了。那个年代生活在东北,要想得到千里之外,地道的家乡食材是非常困难的,我爸虽然家境很好,但他在父母身边时可没学过做饭,我妈家里人口众多,她是唯一的女孩,我最小的舅舅排行老九,所以她其实也是没吃过什么好东西的。


现在这些都在淘宝上能买到了。

 

于是这两个人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开始完善建立出一个十三不靠的家庭菜谱。我爸的风格比较简单,但做饭还算能吃,我妈其实在这方面非常有天赋,只不过她觉得自己是解放女性,一心扑在事业上,在她人生的初期,并未在厨房一展所长。

 

但是老乡聚会,人人都要献出拿手一道拿手菜。我妈这个贵州人的这道拿手菜,竟然叫“新疆帽子”,也不知道她是打哪学的,在小糖瓷饭盆底部铺上青红丝,果铺什么的,然后放上糯米蒸,蒸熟后倒扣在盘子上,旁边在撒上一圈白糖,样子就好像新疆帽子一样。

 

我妈对这道菜有一种迷一样的执着,我们吃了好多年新疆帽子,直到后来她去了美国,我们还能在大洋彼岸传来照片的节日餐桌上看到这道菜。

 

我家从来不吃煎饼卷大葱,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这些东北家常菜。很少做炖菜,总是吃米饭多余吃面食,一顿饭要炒三四个小青菜,做许多菜都习惯放点糖,我妈学着东北邻居积的酸菜失败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最后只好都由她自产自消。


我上高中时的一天早自习前,我同学问我吃没吃早饭,我说我早上吃了四个包子出门的,同班男生都震惊了,我闺蜜接茬说:你先问问她家包子多大。我当时还挺纳闷。后来我才知道,东北人家做包子,都差不多和我脸一般大,不像我家的包子,只有小笼包那么大。


我同学以为我吃了四个的东北大包纸

 

后来我离开了东北,常年在外,想念东北菜的概率大概四五年一次。但我对贵州菜也十分陌生,小时候除了粑粑和米酒之外,我其实也没吃过什么贵州菜。大多数的贵州菜,我还是在北京的饭店里和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们一起品尝的。

 

一个人十四岁就离开了家乡,对家乡还有多少了解,这一点我是表示怀疑的。但是我爸一辈子的执念都是想回家,他十四岁离开家,一生里的五十多年生活在东北,但是他没有一天把这里认作过自己的故乡。哪怕是他生病的那几年,他都对他的故乡心心念念,故乡的水,故乡的山,那山他常常说起,在他的描述中,是那么的巍峨苍翠,我妈有一年去了之后回来说,根本就是一个小土包。

 

没有方言,没有家乡菜,一个人的成长岁月里,缺少了这些童年记忆,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小时候,我对我父母的思乡情结是不以为然的,直到有一天我离开了东北,才发现自己无乡可思。


 

我既不想念东北,也不认识贵州,很喜欢北京,但我不能认它是故乡,它也不承认我。如果有一天,有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条件让我离开,也好像是无所谓的。不知道这是不是移民的子女普遍会有的一种精神状态,生下来就被种上了漂泊的基因。只是我们家里三个孩子都相继离开,毫无留恋,父亲去世后,那里只留下我们家的一所空房子。

 

人类的复杂,是如此的一言难尽,哪怕还是个刚出生的小孩子,也注定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婴儿那么简单。有些命运似乎冥冥之中早已被写就,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它早晚会发生。在东北时,我谈过一个场长达五年的恋爱,男孩的家祖上是山东人,迁徙到东北,到他是第三代。可以算是相当纯正的,传统的东北人了,思想非常东北,整个大家族都常年生活在东北。


童年时的日常景色

 

这让我非常不适应。后来想一想,两个人之间的许多的不和,其实有着很深的各自成长的文化背景因素,只是当时哪里会懂得这些呢。即使懂得,也无能为力吧。能调和这样的文化冲突,仅有爱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成熟的思想和宽广的心胸,当年的两个年轻人,我不够成熟,他不够宽广。

 

我父亲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突然变得越来越理解他,有一年,贾樟柯的《24城》上映,整个北京城拍片也不多,有一天我特意去看了一个早场,那个电影讲的是一个从东北迁到四川的飞机军工厂的事,除了几个专业演员外,还有很多的素人演员,有一场戏,是深夜的公交车上,一个大姐下夜班,她是一个东北人,讲起她离开家乡来到四川这个地方,离开父母之后,就好多年都没有回家了,没钱,没时间,有孩子,交通不便……窗外的灯光隐隐绰绰的打进车厢。

 

我在大姐的沉默里,看到了我妈妈的影子,突然之间懂得了我的父母,从东北到四川,从贵州到东北,漂泊异乡的游子的思念是一样的,离家万里,再见面已是千难万难,我的妈妈一定也是这样的想念着她的妈妈。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我妈那么久没能回去看我姥姥。原来他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的啊。


《二十四城记》里用了一首诗

 

曾听过一种说法,一个人的故乡,是他的父母回不去的地方。现在想想可能也有那么几分道理。虽然我从未把贵州当做是我的故乡,从未认为自己是个贵州人,也从来没有去过贵州,但是这几年开始有了念头,想找个时间去看看我父母出生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发现自己身上流淌着贵州人的血。

 

前几年有部叫做《路边野餐》的电影,是出自贵州的导演毕赣拍的。因为没什么钱,里面的主要演员都是导演自己的亲戚,导演本人也没受过科班训练,拍婚纱摄影出身,所以拍电影特别的原生态,我跑去一看,看到了我舅舅,我表哥和表弟的感觉,虽然我见他们的次数非常有限。



我也看到了我爸妈,还有我小时候那些贵州来的叔叔阿姨。他们身上西南人民的那种很强的生存能力,很想要活下去的生命能量,可能只有我这种从小在北方长大的南方人的孩子才能这么明确的辨认出来。

 

那不是北方人的那种刚直,干脆。但是挫折和困难怎么也打不死他们的那种不会放弃的韧劲,这些身上带有的气质,不属于北方人,小时候我曾经不那么喜欢。可是后来在生活中无数次遇到坎儿的时候,也确实是帮我熬了过来。


一部讲贵州的电影

 

2007年春节,我爸去世。距离他上一次回贵州已经有21个年头。他卧病的17年,都一直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回家,然而这样的愿望终究没有实现。于是我选择呆在北京。我在这里碰到了很多,生来注定漂泊的孩子,我们都呆在北京。北京现在被搞得越来越不像是谁的故乡,于是大家都跑到这里来呆着了。

 

后来有一次,我回东北办事,在做火车回北京的时候,用手机拍了天空,然后发了微博,很自然的写了几个字:故乡的云。虽然我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会有我爸对贵州那样的深的感情。但离家十多年之后,写出这几个字,仿佛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也许我爸对他的故乡那样的心心念念,也不是因为他真的想要回去,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也许一个人,真的要离家万里之后,才会真正的找到故乡吧。



也许,故乡对任何人来说都只是一个梦,你在这里,故乡永远在那里,你在此岸,故乡永远在彼岸,你茫然四顾,故乡永远在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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