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 96岁抗战女兵的爱情 | 佳作重读

南方人物周刊2018-07-08 14: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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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夫妇在重庆


国难当头,年轻美丽的湘籍护校女生抱着“宁可从军死”的信念,奔赴抗日前线。军营中,女中尉“被逼”举行了婚礼;硝烟里,女战士又“被迫”退伍。1949年初,陈淑以29岁的青春年华,与国军上尉、军医丈夫陈希纯匆匆道别。这对抗战夫妻,分处海峡两岸,默默地相互坚守独身,一未再娶,一未再嫁


 本文首发于本刊2015年第434期

全文约7357字,细读大约需要19分钟




坐在面前的,是位96岁(采访时间2015年)的优雅老人。慈祥美丽的微笑,始终挂在脸上。一袭深蓝中式上装,愈发衬托出她那超乎常人的白皙皮肤。只是那满头白发、弯曲的背部、脸颊处不多的老年瘢痕,留下了岁月沧桑。



日军空袭之下萌生的“从军”念头


1919年农历三月初一,陈淑出生在湖南郴州一户殷实家庭。陈淑的爷爷是位有进步思想的教书匠兼土地出租者,父亲是北伐名将叶挺手下的军需官,叔叔则在1926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需官的职责就是负责北伐部队的官兵吃饱、吃好、睡好、能打仗。1926年5月,父亲追随叶挺,从广东肇庆出兵,一路向北、一路大捷。北伐军节节胜利,不断扩编,军需官的任务愈加繁重。1927年夏,父亲积劳成疾,一病不起,被部队送回老家。叔叔又被国民政府逮捕入狱。老人回忆说,“那一年,我刚满8岁,对国民党、共产党和北伐这些事完全不懂,留在脑海里的只有奶奶、妈妈、婶婶们痛彻心扉的哭泣,还有就是好几次跟着奶奶、婶婶去给叔叔送牢饭。4年之后,我爷爷才领着乡亲们把我叔叔保释出来。”


“父亲重病、叔叔被捕,让我无法释怀,但也促成了我的早熟和坚强。我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弟一妹,母亲坚持送我去读完小学,辍学后,教了一辈子书的祖父又担起对我的教授之责。但随着年龄增长,我总想分担母亲肩头的负担。”


“12岁那年,我的脚被意外烫伤。家人送我到郴州的惠爱医院去诊治、换药,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医院的护士工作。16岁那年(1935初),经母亲同意,我如愿进了惠爱医院学习医护。家里也少了一口人吃饭。”


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女兵


惠爱医院,始建于1907年,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设的。该院素以治院严谨、技术精湛闻名,30年代的湖南就有“首推湘雅,次则惠景、惠爱”的美誉。在惠爱医院见习工作两年后,18岁的陈淑有了新想法,“不行,自己的医学护理知识太匮乏了。”1937初,陈淑考取了湖南省私立普爱高级护士职业学校(今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一入护校,她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那种感觉,既紧张又充实”,可惜,正常的求学生涯只维持了短短一年多,侵华日军的隆隆炮声就让陈淑和同学们陷入了疲于奔命的逃亡生涯。


“日机对邵阳的轰炸,大概是从1938年秋天开始的”,先是零零星星,后来就越来越密集,到1939年秋天,轰炸简直成了家常便饭,多的时候一天甚至会有三四次。日军空袭,开始是轰炸军事目标,到后来只要看到房屋密集、人口聚集,就疯狂地往下扔炸弹。学校转移途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片的民房被毁,无数的平民被炸死炸伤。一年多的时间,我甚至记不清学校到底换过几次校址,有时候刚刚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没过几天就要转移。”


飞机炸弹之下的无休止转移,让许多女生萌生了“与其东躲西藏被日军飞机的炸弹炸死,还不如去投军,去死在战场上”的想法陈淑强调,“当年有这种想法的女同学可多了。”


1939年10月中旬,第一次长沙会战告健的消息传到了护校,陈淑她们振奋不已。不久,普爱护校返回邵阳城内重新开课,但陈淑的心却飞到了课堂外。街头巷尾,到处是同龄学生慷慨悲壮、催人泪下的演讲;城里城外,满眼是誓死抗日、血战到底的大字标语。


“我后来才知道,蒋介石演讲的原话并没有‘男女’两个字,可1939年12月邵阳城里刷出的标语真的是‘蒋委员长有令: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人人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标语里,多出的‘男女’两个字,一下子把我触动了,‘走,我们这就投军去!’”


陈淑和几位女生迅即把逃难途中的想法变成了行动。76年后回首这段往事,陈淑说,“如果不是对日军侵华恨之入骨,如果不是对日本飞机天天轰炸平民恨之入骨,几句抗战标语,也不会让我们这些弱女子决绝得立即报名从军。”


1950年代初,陈淑在湘潭



军中5年,她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报名应征,很快获准。与同学相比,陈淑因为有过两年在郴州惠爱医院的实践经验,被分配到第五战区第22集团军(军直属)独立工兵十三营医务室,军衔是中尉司药员(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22集团军军长张震,上将)


“刚一参军,就被授予了中尉军衔?”


“我也很奇怪。抵达才知道,说刚好有一个职位出缺(出现空缺),当然,也可能是上级听说我在惠景医院工作过,那时的湖南湖北,对美国人开办的医院很迷信吧。我领了中尉军衔制服,同时领到的还有一本国民党党证,我根本没填写什么加入国民党的申请书,但因为抗日,就算是入了国民党。”陈淑老人补充了一句,“不过那时候,国共可是合作抗日的啊。”


男人成堆的工兵营里来了一位漂亮女兵,这可了不得啦!陈淑一进军营,受到的是女皇般的待遇,独立工兵13营在从湖南邵阳开拔往湖北襄阳前线时(今襄阳市樊城区),她竟被允许独自乘骑战马。


“独自骑马,您能行吗?”


老人笑了,“哦,马匹很老实,而且前面还有一位战士帮我牵着呢!我一再说不要骑马,在护校逃难,我也是两条腿走路,我可以行军,可营长萧树云说,‘就你一名女军官,让你骑,你就骑,服从命令!’对,萧营长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云彩的‘云’,上面没有草字头。他对我多有照顾,他的名字,我忘不了。”


在工兵营,陈淑还意外遇上了老熟人,也就是自己后来的丈夫、郴州惠爱医院的医生陈希纯。陈医生已经先一步入伍从军,老熟人的意外相逢,既让陈淑惊喜,也让陈淑惭愧。说惊喜,是因为在惠爱医院的时候,陈希纯、陈淑和另外3位同事就因为脾气相投,结拜成了“五兄妹”;说惭愧,“陈希纯才是中尉军衔;我护校还没毕业,竟然也是中尉军衔,那还不惭愧吗?”


工兵营里让陈淑终身难忘的第三人,是副营长车炯。起因是,陈淑入伍不久就遭遇了男军官们发起的爱情攻势,这其中,尤以副营长车炯的攻势最为猛烈。男上司的主动追求,让20岁的陈淑有点不知所措。为避免误会,陈淑就把陈希纯搬出来作挡箭牌,说他们原来认识,彼此有情有意。可陈淑的这一做法,反而激起了车副营长的更大反弹。


车炯逼着陈淑说,“如果你们真的早就认识,而且又是恋人,那就立刻结婚!如果不结婚,那我也可以追求你,我要和陈医官公平竞争。”陈淑婉言说,“自己是来抗日的,不是来结婚的。”但车副营长说:“结婚不妨碍抗日,你们如果结婚,我就祝福你们;你成了陈医官的妻子,我绝不会去追求‘陈太太’;一句话,你们入了洞房,我第二天就上前线!”——是啊,战争惨烈,男军官渴望杀敌、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同时也渴望爱情,车炯副营长的逼婚可以理解。


陈淑老人说,“没办法,逼上梁山了!结果,萧营长给我们挑了个好日子,营部还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日本飞机晚上是不来轰炸的,军需官给备了点烧酒,车副营长也喝了不少。第二天,他头也不回就去了前方。他是真英雄,后来,车副营长也结婚了,他的太太还曾一度随军行动。他的名字就不要写了吧,免得他太太看见不好。”坐在老人身旁的外孙女阿雪笑了,“外婆,这都过去七十几年了,再说,车副营长追你的时候,他后来的太太应该还不认识他呢!”


“您说是‘逼上梁山’,与陈希纯结婚,当年您是否愿意呢?”


“我愿意。我和丈夫在郴州惠爱医院认识,在惠爱,陈希纯就是很优秀的青年医生。孩子他爸爸,个头高高的,除了工作认真,闲暇时还喜欢唱京戏、拉胡琴。逢年过节医院里组织活动,跑旱船、耍龙灯都少不了他。在惠爱医院也罢,在工兵营也罢,他从来都是鼓励伤病员要快乐,说快乐才能快快地康复。他脾气性格也好,对我医护知识的提高也有极大帮助。总之我们在一起有得聊,有说不完的话。对了,我姓陈,孩子他爸也姓陈,按照旧社会的规矩,同姓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在郴州惠爱医院,我们只是结拜做了兄妹。但谁会知道,分开两年,我俩竟然先后报名入了伍,又被分到同一个工兵营,再加上车副营长不依不饶的督促,结果,我都没顾上和我母亲说一声,就自作主张把自己给嫁出去了。那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上帝和命运的安排,自己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您刚才提到‘上帝’,您信奉基督教吗?”


“是的,我16岁去惠爱医院,没多久就领洗做了基督徒。”


“孩子爸的生日,还记得吗?他也信奉基督教?”


96岁的陈淑脱口说道,“我是1919年阴历三月初一的生日,他(陈希纯)是1914年阴历七月初九的生日,比我大5岁,他也信奉基督教。”


陈淑所在的独立工兵13营,先是驻扎樊城,后驻扎湖北枣阳附近。在樊城、枣阳的近五年时间里,不论枪炮声或远或近,陈淑从来就没有害怕过。她说,工兵营去一线打仗的机会并不多,但每次大战,工兵营要么在前面铺路、修工事,要么就是负责“断后”。相对来说,“断后”可能更危险。因为“断后”的时候还要帮助收留其他部队的伤员。“只要是中国伤员,哪怕是老百姓,他爸爸和我也都管。就算日军的炮弹从头顶飞过,也要把基础治疗做完了才能撤。”是啊,严酷的战争,把陈淑这位弱女子锤炼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女司药、女中尉陈淑的抗战经历同样令人钦佩、令人赞叹!


“可抗战胜利前夕,您为什么会忽然退役了呢?”


“确实很突然。1944年底,我刚从前线回来休息,就听说营长换人了,萧树云调走了,然后就有人给我送来一纸命令,我一看,头都懵了,只记得上面大概写的是:陈淑,女,有贡献,但不适合继续在部队服务!我不服气,甚至想去找第五战区的司令长官李宗仁告状,还想去重庆找蒋委员长告状,蒋委员长不是说了吗,人不分男女老幼,抗战人人有责么!但有人劝我,说你丈夫还在部队,如果告不赢,他也会受牵连。没办法,我只好去了后方,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孩子他爸爸也离开部队到了重庆,在重庆的劳工医院继续做医生。我在重庆生了二女儿,成了专职母亲。”


1949年,往南方开的列车上挤满了逃难的人



活生生离别与凄凄然“重逢” 


陈淑老人说:“抗战胜利,孩子爸爸离开部队;内战爆发,部队又不断来信,召他重新入伍。大多数中国人,都不赞成国共之间打内战,但老百姓没这个决定权。后来有个朋友说,南京有个‘交警总队’也缺医生,他爸爸说,交警总队又不会参与打内战,就同意了。于是全家去了南京,他爸爸也晋升做了上尉军医。在南京,我们又有了三女儿。但小女儿刚两个月时,解放大军就要过江了。交警总队于是派出几辆大卡车,让妻子们带着老人和孩子立即南撤。”


“一辆卡车,大约可以住四五家的人,车与车之间,就是靠摇旗子联络。刚刚抵达湖南衡阳,南京就传来消息,说孩子爸爸他们即将撤往福建,而且已经不允许任何官兵擅自回家了。我一听,立即带着3个孩子坐火车赶往福建。走到江西,火车又不通了。然后接到消息说,他们又去了广州,准备乘船去台湾。我又立即赶往广州,可到了广州,孩子爸爸已经先一步上船了。他留下信说,曾经偷着溜下船,打算回来与我们母女团聚,可惜被宪兵发现抓了回去,差点被当作逃兵枪毙。他说,希望我先去香港,然后再去台湾。但香港那时候有规定,入境者,必须是种过牛痘的,偏偏我小时候没种过,只好放弃。更悲哀的是,兵荒马乱,三女儿在广州又夭折了。在广州住了8个月,夫妻始终无法团聚,我只好返回湖南。”


“那您是哪一年去湘潭惠景医院工作的呢?”


“哦,是1951年,抗美援朝的仗,越打越激烈,大批志愿军重伤员被转运至湖南的湘雅、惠景、惠爱医院做进一步治疗,我那时恰好在湘潭,于是惠景医院来人,让我立即去上班。”


“组织上对您信任吗?”


老人的回答很干脆,“完全信任。不过,组织上虽然很信任,我心里却有点不服气。邵阳护校,学制三年,我读了不到两年参军去了,算肄业;同班女生,没参军的,算毕业,结果评定工资,人家每月比我多七八块。那时候,我每月工资39元,带着两个孩子,钱真的不够花。没办法,我就争取多上夜班,夜里值班有几毛钱的补助,白天回家,还能多少照顾照顾两个女儿。”


“能否冒昧问问,解放之初,您还年轻,有没有同事帮您介绍过对象?”


“有。不仅有,级别最高的还是湘潭市副市长的夫人。”


“市长夫人给您介绍对象?介绍的是什么人呢?”


“说是一位南下干部,到医院来看过病,见过我,喜欢我,可医院里每天那么多人,我哪里记得住谁是谁。我连‘见个面’都没答应,只推说两个女儿还小,我还要上班,我怕照顾不好那位南下干部。当然,我心里其实还是惦记孩子他爸爸。你们不知道,解放前,多数夫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我和孩子他爸是自由恋爱,我们冲破了‘同姓不通婚’的束缚才走到一起,就连度蜜月,我们也是在飞机炸弹和枪炮声中度过的。”


“而且,我那时还有个挺单纯的想法,既然共产党能把美国军队打回到三八线,既然共产党欢迎我到惠景医院给志愿军做护士,既然共产党正在大力宣传‘一定要解放台湾’,那台湾解放了,我们夫妻不就团聚了么?她爸爸回来,是不是也可以到惠景医院给志愿军治病呢?可是,谁能想得到,这解放台湾的大事,我们夫妻一直也没能等到啊!”


“组织上对您一点歧视都没有吗?”


“没有。至少我没感觉到,从1951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湘潭中心医院(即惠景医院),我几乎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有一年,我甚至被评为劳动模范。我工作努力,许多护士不愿到传染科工作,说是害怕,我身体好,又注意消毒,脑膜炎、伤寒、肝炎病,我都不怕,都是我去。没退休的时候,我不大会做饭,天天吃食堂,但我工作特别努力,病号们都说,只要一听到楼道里走路的声音,就知道陈大姐来上班了。”


“也有一件事,算是对我女儿有歧视。基因的力量太强大了,大女儿对她爸爸还有点模糊印象,小女儿两岁多就跟她爸爸分开了,可孩子爸爸喜欢文艺这一条却遗传给了两个女儿。大女儿毕业进了湘潭市京剧团,二女儿1964年读到高二,恰逢广州军区歌舞团来湘潭招生。初试、复试,整个湘潭市只有她一人顺利通过。有一天,两位军人到医院找我,把我吓了一跳,原来部队派人来政审。我当然实话实说,因为从参加工作,每次填表我都如实填写‘何时何地参加何党派’、‘何时何地参加何军队’、‘有何海外关系’等等。我明知可能会完蛋,但这么大的事,你想隐瞒也瞒不住啊!结果,二女儿最终没能被录取。”


“文革爆发,您的遭遇是不是很凄惨?”


“我倒没觉得。1966年,医院里有几个人给我贴了大字报;1968年,造反派又命令我把户口、工资关系都迁到下面(湖南省炎陵县)的公社卫生院去。可是你知道,我到了缺医少药的基层卫生院,反而不会有人批斗你、歧视你。下放之后,我只插了一天秧,老乡们就不让我再下田干农活了。就像我参军到工兵13营,公社的上上下下,对我都挺照顾的。1974年落实政策,我的户口和工资又转回了湘潭市中心医院。”


“要说惨,主要是我们夫妻再也没能见上一面。抗美援朝之前,他爸爸还从香港给我写过几封信,再然后,就音信全无了。1973年,我妹妹从台湾经香港,给我老家寄了一封信。我妹妹也嫁给了国民党军官,但妹妹、妹夫一起去了台湾,她比我幸福。我倒霉,妹妹写信来的时候,我恰好在炎陵县的卫生院,我弟弟收的信,因为害怕,他把信直接交给了组织,根本就没告诉我。


“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我弟弟才把‘文革’期间我妹妹来信这事告诉我。我立刻按照香港原地址写信寄回去,可惜,六七年时间过去,人家可能早就搬家了。信被香港邮局退了回来,说‘查无此人’。”


“这之后,直到1987年,我妹妹才重新与我联系上。妹妹怕我受不了,就把孩子爸爸去世的消息先告诉了我女儿,两个女儿又慢慢地、一点一点给我渗透。直到1988年我妹妹第一次回大陆探亲的前几天,我才知道,孩子她爸1977年就走了,死的时候,他还没过63岁的生日呢。”


“最惨、最冤的是,从他爸爸去世,到我得知噩耗的1988年,中间隔了差不多10年或11年。得知消息的那些日子,我真是觉得上帝对我太不公平了。想起这件事,真是觉得自己好冤、好惨。1988年(得知消息),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的希望忽然就破灭了,我哭了一个多月,真是眼泪都哭干了。那几年,就连基督在我心里也有点淡了。”


“他爸爸在台湾的生活情况,我是后来听我妹妹说的。他爸爸去了台湾,先是继续做军医。1959年退役离开部队,在高雄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爸爸是好人,开了诊所也注定不会发财。听我妹妹说,有病人来,能给钱,他就收点钱;没钱的病人来看病,哪怕给点米,他爸也会给人家看病。在高雄,他就和我妹妹、妹夫住在一起。”


“孩子爸爸也一直独身,没有结婚再娶?”


“是啊,直到1977年去世,孩子她爸也没有再结婚。其实,我什么可能性都想到过,他爸爸那么优秀,那么乐观,走到哪里都会有女医生、女护士喜欢的,就算他爸爸熬不过去,跟别人结婚了,我也不会埋怨他。可是,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他六十多岁就走了。”


1990年4月,陈淑(右二)去台湾扫墓,悲痛万分。陪伴者是她的妹妹、妹夫等


“从1988年得知消息,花了两年时间,总算把海峡两边的各种手续都办妥了。90年4月我先到香港,再转机飞高雄(那时两岸尚未通航),最大的收获,一是看到陵园看到了他,一是带回了我们夫妻的照片。我们夫妻的合影,本来我手边也有的,‘文革’爆发,一把火都烧掉了。我原来以为在台湾,孩子爸爸会保留一张我们的戎装结婚照,可他留下的遗物中也没有那张结婚照。我能带回来的只有他的军官证、退役证,还有他在高雄开办私人诊所的行医执照等等。”


抗战军人陈淑、陈希纯夫妇凄美爱情的结尾,是一抹亮色:2015年1月19日,《湘潭晚报》记者易书宝撰写了《湘潭市中心医院抗战老兵陈淑:弱女子投笔从戎》,报社发稿后,市民政局经严格核对,确认了陈淑中尉的国军抗战女兵身份,民政局的科长登门,送来1000元慰问金,向这位抗战女英雄表示敬意。


湖南老兵协会湘潭分会亦告诉陈淑老人及其家属:该协会寻访到的湘潭国军抗战老兵,共计53位,年龄最大的103岁;陈淑中尉,是该分会寻访到的第41位国军英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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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434期

文 / 特约撰稿 方进玉

 编辑 / 白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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