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也曾是风口上的猪

韦物主义林默2018-01-10 14:38:21

韦物主义:新商业观察


韦物主义:“最近雪乡事件,亚布力雪场事件,让近年来口碑本来就些问题的东北成为众矢之的,‘投资不过山海关’、‘旅游也不过山海关’.......等等论调甚嚣尘上。然而,东北也曾是风口上的猪,也有着自己的芳华。”


作者 | 林默

微信公众号:花儿街参考(ID:zaraghost)经作者授权发布。原标题《东北芳华》。


电影《钢的琴》剧照


文丨林默


1


说在前面的是,雪乡的问题不在我关于东北的讨论范围内,如果你们还记得青岛38块钱的大虾,阳朔2000块钱一杯的特饮,东戴河强行砸车揽客,云南被强迫进店买下的传世和田玉……雪乡的黑,不仅属于东北,它属于许多旅游景区。你那里下黑雪了吗?下黑雪了吗?


我想讲讲我跟我小学同桌的命运,发生在1997年的东北,



那年沈阳的小升初政策,除了学区划片,还有一片自留地政策。各校自主命题,筛选100个学生。通过了考试,才有资格交9000块钱学费。这100个学生,会被配备全校最优良的师资力量,重点培养。


那个被重点培养的校中校,因为9000块钱的学费,被当时的沈阳人称为9000班。


我和我的小学同桌报考了同一所中学,他考上了,我的成绩距离考上还有几光年那么远。


我的家长是当地一枚小公务员,在看了我狼狈不堪的成绩单后,立刻有了你们说的,东北人的脊柱神经反应——找人,托关系。


当年,东北家长为了孩子能进9000班有多拼,可以参照今天北京家长为学区房做出的努力。


于是几百张写了落榜生信息的条子,通过各种渠道递到了校长的桌前,直到开学前一天,学校会“破格”录取谁去上学,还在各种关系的激烈较量中。


我是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得到了最终确认的消息,记得当时全家欣喜若狂,在找到了人、办成了事的东北喜悦面前,落榜的羞耻变成了一件渺小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爸带着我去校长办公室交钱。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些公务员同僚,他们的孩子也没能上榜,然后处境雷同地,“找人”进了这个自己能力无法到达的地方。


站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看着那些social的家长,我人生第一次有了,除了吃以外的焦虑。


我担心我长大后,不能进入眼前的这个群体怎么办?那样是不是有一天我的父母病了,我找不到好医生优先为他们医治?我的孩子如果像我一样不争气,我不能把他们送到9000班学习。


就在我发生人生的第一次焦虑时,我的同桌,那个考上了9000班的少年,正在离我几条街远的另一家,操场狭小的学校,参加开学典礼。


他考上了9000班,但是那年,他爸妈都下岗,贫穷会限制想象力,失去经济来源会让人陷入对未来的恐惧。


他没来上这个昂贵的精品教育,而是被划学区进入了那所他家隔壁的,以打群架著称的学校。


2


我们各自去上学了。


1997年,沈阳的大街小巷,夹杂播放着刘欢的《从头再来》,和任贤齐的《心太软》——“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其实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每到黄昏时分,我同桌的妈妈出现在我们学校门口,她推着个板车,载着煤气罐和,在那儿卖炸土豆片给学生。


她没去家隔壁的那所中学,大概是怕我同桌觉得难堪,或者是怕自己难堪。


板车推出来两条街在秋天的开学季不是个艰难的事,但到了冬天,到了传说中人人都要穿貂儿的冬天,就是要推着板车走在漫天风雪里,载着煤气罐和油锅跋涉在小街巷厚厚又不平整的冰上,但他妈依然选择,出现在我们学校门口。


那个时候,任何一个双职工下岗的家庭,都是扛着一口油锅在冰上走。没人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忽然绝望,引爆了身边的煤气罐。


我的同桌没能成为那种“早当家的穷人家的孩子”,家境忽然的改写,那次没能去上的9000班,对他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就像传说中那样,东北人都爱面子。他主动疏远了和我的联系。


我渐渐听到了他学坏了、开始打群架的消息,偶尔远远地碰到,我看到他的头发开始染成金黄色,就像翻腾在油锅里的土豆片的颜色。


3


我一度觉得,我和我同桌的命运就是在开学典礼时分了叉,在各自家长的牵引下。


许多年后,我发觉其实我们一直被搅弄同一场时代的命运里,那场命运的关键词,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官僚主义、遇事就要托人的文化,为啥会在外来移民为主体的东三省如此风靡?


我只说我认为的——那是曾经星罗棋布的国企留下的痕迹。


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人命运中中的大部分剧情,都是由他们归属的单位决定的——他们的分房、收入、他们子女的工作、收入、分房。


房子你是买不来的,工作不是靠投简历找的,许多东西都是要靠一支笔批的。


一切资源看似在体制内有条不紊地运转,对个体而言,靠自身努力、优先获得的可能微乎其微。


除非,你有关系。


这个看似不合理的逻辑,却被人们极度信奉。因为在那个辉煌的共和国长子时期,富庶与先进的代名词并非江浙沪包邮,而是东三省现代大工业基地。关于一份好工作的定义不是BAT,而是一汽、鞍钢、大庆油田。



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是正确的,是先进的,是子子孙孙高枕无忧的。当这种行为模式指导了几代人的生活后,就成了这个区域的逻辑。


即使在,当年孕育出这套逻辑的国企体系,已经下岗后,东北人依然在这种我有关系的小确幸中乐此不疲,东北官场依然在我有权力就可以分配你的命运的陶醉中,你方唱罢我登台


我同桌一家的命运,被国企急刹车了;我家似乎躲过了1997年那场席卷东三省的中产梦碎,但我们没逃出,那场以国企为关键词的东北大时代。


自我吞噬、自我喂食的国企文化,成为东北急速下滑的通道上,重要的加速度。


失去了国企与政策宠爱的共和国长子,却没有走出国企文化,于是走进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循环,传出了亚布力那位企业家的嘶吼。


4


我很少提东北人民淳朴、豪爽这些话,因为映衬在瘪犊子的经济背景下,这些评价让人显得分外悲凉。


其实这片土地上的人,有许多不好,至少从我身上就能看到一些——虚荣、好胜、冲动,却又特别不善于利益谈判。


不过这片土地上曾经提倡的精神也是这样的——好胜、冲动、穷尽资源支持建设,利益无需谈判,都是调拨与分配。


这片土地,在获得了这样的时代精神,成为了为全国输血的东北工业基地后,就跟下一个时代的钥匙——人口红利说了再见。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国企用工体系下,获得了最严格的执行。人口老龄化这件事上,东北大概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当风口转圜,在其他省份大踏步做特区搞开放时,他们的后背交给了谁?是当时富庶而稳定的东北。但是当他们登上改革的列车开向新世界时,却很少有人回头看一眼默默垫后的三个省。


东北再度登上头条,便是关于落后凋敝的恐怖。


《钢的琴》剧照


几天前看冯小刚的《芳华》,忽然觉得东北的命运,有几分像电影里的刘锋——曾经被时代召唤、安排、鼓舞,又在时代的骤然转身后被无所适从地抛弃,残了一条胳膊,走不出自己的惯性,然后在苦苦奔命中,被嘲笑着落后。


送一首老歌给大家,我小时候常常带着自豪听的,杨卿俪《沈阳啊,沈阳》。


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那时我曾觉得我就站在宇宙中心,那时东北也曾经是风口上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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